黄鸣举报市委书记：政商关系须重塑契约关系

　　近日，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实名举报山东德州市委书记一事引发关注。德州市政府2月19日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月14日、18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与黄鸣董事长见面、沟通，认真听取了意见，对他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将“认真研究解决”。

　　在公开讲话稿中，未看到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对黄鸣举报事件的直接回应。但2月22日在“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大会上，刘家义说：“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作为，为民营企业发展搞好服务、创造环境，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关心民营企业家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求领导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成为君子之交，做到“亲”、“清”两个字。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和方向。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制度变迁，即整个经济社会从关系社会、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企业和政府都要顺应这个巨大转变，实现从“关系”“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良好的政商关系必须要重新塑造契约关系。

　　举报信中，黄鸣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皇明作为当地标杆企业，按照政府部门指令，承担了世界太阳城大会的场馆建设和配套服务、拆迁安置等工作，当时政府承诺通过划拨土地等方式给予补偿。但随后随着领导干部更替，地方未能兑现承诺，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有媒体评论问，当年大会的筹办建设是政府项目还是企业行为?双方的利益分配是否合法合规?公开信中的“承诺”是当时领导的口头承诺，还是经过审批签约?应该说，这些质问是相当有价值的。

　　从目前各种公开的信息，难以判断政府与企业的孰是孰非。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明星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微妙的、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黄鸣及皇明集团在很长时间里得到地方政府的关照，获得低价土地等各种优惠，值得一提的是，昨天的成功与今天的困境是否与传闻中落马副省长黄胜存在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也不好排除，因为黄鸣公开承认是恩人，否认儿女亲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甚至一届官员的仕途等，与企业紧密绑在一起，最终官员的更替成为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从本质上来说，这都是关系社会、身份社会的具体表现。在关系社会、身份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易，都是一种非常高的“专用性投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成本经济学认为，如果当事人在交易中做出了专用性投资，就会被锁定在交易关系中。如果此时不存在一个可以在事前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契约，并且交易的细节也不能由第三方验证，专有性投资方就会面临“敲竹杠”的风险。

　　因此，降低政府与企业的“专有性投资”，尤其是基于身份、关系的“专有性”，是构建良好政商关系的关键所在。最理想的状态是用产权机制代替“关系”合约机制。通俗地讲，就是企业不依靠外部资源，自己利用内部资源解决问题。但是，假如剔除皇明凭着“身份”或“关系”低价拿地等因素以外，企业实际上还有很多资源必须从政府手里拿。因此，企业与政府还有很多“专有性投资”是无法降低或消除的，这是个死结。

　　制度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在“专有性投资”的时候，做出专有性投资的一方，如果预料到自己的投资收益将要被对方分享，那么，尽量以明晰的“契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于政府、企业都是有很启发意义的，即政府与企业必须基于明晰的契约。

　　假设黄鸣与政府签定的合同中有非常详细的约定，而“新官不理旧账”的话，则可以通过法律或实名举报进行救济，反过来说，对政府而言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一建议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政府在内都恪守契约精神的制度。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建立法治社会的基本要义所在。

　　十八大以来，不少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存在不清不楚、甚至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但往往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自古以来，所谓的“红顶商人”，都难逃商业帝国灰飞烟灭的悲催结局。

　　这应当成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警示，尤其是中国正处在从身份社会、关系社会向法治社会、契约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这才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最大的“转型升级”，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摒弃“政绩”“关系”等不良倾向，重塑政府与企业的契约关系，则是“转型升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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